“在家过!”

　　当我们拖着疲倦的身体,参加节后收心会议的时候,低头私语最多的话题,就是在哪里过年的问题。显然,我们的年还没有过够,我们还想继续在家里,享受过年的快乐。

　　那么,我们所提起的家,是购买在城市一角、手里持有房产证、豪华而美观的钢架结构吗?至少对来自农村的我们来说,家其实是平日里差点被我们遗忘,但依旧在故乡的山坡上静静承受着风吹雨打,如今几乎就要废弃的茅檐低舍,而我们所怀念的年味,也几乎全部来自于故乡。

　　记得小时候,老人们常说:“小孩盼过年,大人怕过年”。当年作为小孩的我,确实是对过年望眼欲穿,因为年三十到年初三之前,我可以不用上山下地,更不用被逼呆坐在教室里,而是可以穿着干净的衣服出门,把鞭炮栽在路上的牛粪里,然后用手里早已准备的一炷香火,将鞭炮点燃;或者肩上扛着一把舅舅买给的“机关枪”,到人多的地方去“耀武扬威”,后来,村里有了电视机,还可以整天与一群小伙伴看《西游记》。

　　大人们怕过年,是因为过年了,就要比平时体面一点,但除了能把衣服洗干净一点,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体面起来。我记忆力,母亲是最怕过年的,因为,一到过年,父亲就会把母亲饲养、仅有的一只大母鸡捉住,准备宰杀,这时候母亲就会急了眼一样,从父亲手里把母鸡抢过来,放走,父亲也会用带着深深歉意的眼光看看我和哥哥,经过艰难的心理挣扎,最后同意暂时不杀。因为,他们都害怕吃了这只鸡,家里就少了每天一枚鸡蛋的收入。我家有一只母鸡,就这样被母亲多次救下,直到它老得已经不能下蛋的那个年三十。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年的年夜饭上,5岁的老母鸡干柴一般的肉味,和琼浆一般的鸡汤。那几年里,我都没有尝过鸡肉,于是,我萌生了人生第一个、在当时可以堪称伟大的理想,就是长大了要当老师,因为,我常常躲在村里的小学门口看到,学校老师食堂的师傅又在杀鸡了。其实,那样的年,我也怕过,严格来说,我怕的不是过年,而是母亲贫穷的眼泪。

　　随着社会的转变,我家的生活条件也日渐好转起来,后来至少过年时候能有一枚猪头,杀鸡时候的场面也不再那么煽情,于是,每年的年夜饭上,父亲又重复地讲起一个过年的故事,他说在我刚出生那个年三十,他乞讨一般地向村里人借来5元钱,买了一斤肉,一斤酒,而也是那天晚上,刚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哥哥,绕着年夜饭的桌子给父亲劝酒,把本来不会喝酒的父亲灌醉了。

　　小时候的过年,没有离愁,更没有离殇,所以,那时候的年,虽然贫穷,也算是一个喜庆的节日。但是,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,因为求学离开故乡,父母也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了走出了大山,我们一家四口人,总是分三地生活,于是,过年之于我们一家,就只有“团圆”这一个厚重的意义了。所以,每年的春节,我都要从北方搭乘火车,经过两次火车中转和若干次汽车中转,三四天周折,数千公里,回到父母的身边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全家哪怕是不得不在异地他乡过年,也一定会聚到一起过,从没有例外。

　　当我们长大后,进了城里工作,但我们辛苦劳累了一年,省吃俭用了一年,只是为了在过年的时候能够体面地回去,最好是衣锦还乡,带着压岁包,去看看岁月经年里,几乎就要断了联系的亲朋好友,左邻右舍,故友至交,还有处在我们血脉上游的坟茔。

　　今年,是我们一家在外漂泊多年之后,第三次连续回家过年,因为,父亲三年前就“回去了”,我们也要回去,年夜饭上,在祖宗堂上多添一双筷子,才是团圆,才是过年。为了这个年,母亲早就不听劝阻和挽留,任性地独自先回到了那里,并忙着向乡邻订购了年猪,只为这等了365天的团圆。而我,也早在离春节还有一个月余的时候,就已经悄悄开始收拾细软了。

　　这个年,我带上了新婚的妻子,回去跪拜父亲的墓碑,全家人眼泪汪汪地告诉他,我不但娶回了他曾经相中,但没来得及看到过门的儿媳,而且他后继有人了,就将要当爷爷了,那将会是怎样一种幸福!但是,人生最大的遗憾,莫过于此,正所谓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,当我刚刚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,实现了祖辈夙愿,想让这个家过一个真正不纠结于杀鸡问题、更不缺席任何一个家人的团圆年,以此来回报父爱的时候,父亲却倒在了幸福的边缘上。所谓含笑九泉,只不过是我们做后人的一点自我安慰了。

　　过年,就如人生,五味杂陈,本该团聚,却徒增离殇,本该圆满,却平添遗憾。家,有我们永远牵挂的亲人,也是我们始终奢望的团圆,明年,我还回家过年。

　　(作者单位:云南省元谋县检察院)